那麽麵對一個具體文本，文化詩學究竟應該如何進行闡釋活動呢？我們的基本策略是：在文本與文化語境之間進行“循環閱讀”，而二者間的“中介”則是文本中蘊含的心理的與精神的諸因素。
作為文化詩學研究對象的文本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文學文本，包括按今天的分類標準屬於文學作品的一切書寫形式。二是文化文本，包括文學文本之外的一切文類的書寫形式。文本永遠是文化詩學闡釋活動的基本著眼點。這就決定了文化詩學不可能是一種理論建構，而隻是一種闡釋策略。它從不離開文本而憑空設論。在這裏，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對這種闡釋策略具有很大的製約性，甚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文化詩學的視野中，文本的如下方麵將受到特別關注。
首先，語詞的使用。一個獨立的文本往往在語詞使用上表現出獨特之處。對這些特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許多關於文本作者和時代意義的信息。尤其是從互文本關係的研究視角看，對文本語詞層麵的關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前麵所舉的《詩大序》的例子，通過將這個文本關於“情”“詩”“誌”“聲”“樂”這類詞語的使用情況與其他文本的使用情況進行比較，我們就可以斷定它不可能產生於先秦，隻能是漢儒的作品。又如在對思孟之學與荀學這先秦儒學兩大流派進行比較研究時，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二者語詞使用上的差異而發現其根本價值取向上的不同。比如，在《孟子》以及《中庸》的文本中“仁”字用得較多，“禮”字較少，“法”字基本不用；而在《荀子》的文本中則“禮”與“法”用得較多，“仁”字則相對較少。這種詞語上的差異恰好體現著這兩大學派在基本文化策略上的不同傾向：思孟之學主要把發掘人身上潛藏的道德自覺性來作為改造社會的入手處，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思路；荀學卻是要依靠建立有效的禮法製度來限製人的自然欲望，使人成為有道德的人，這是一種由外而內的思路。這兩種學術上的差異也表現在他們的詩學觀念上：孟子強調對詩義的體驗涵泳，所謂“以意逆誌”是也；荀子則重視詩的傳道功能，所謂“聖人也者，道之管也……詩言是，其誌也”。前者是說應該通過深入體會詩歌文本上的意義，進而了解詩人作詩之意；後者則是說聖人的所思所想乃是“道”之根本所在，詩歌所表現的就是聖人之誌，也就是“道”的根本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