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言說或者文本的形成都必然是各種關係的產物。言說者、傾聽者、傳播方式構成這種關係最基本的維度，而言說者麵對的種種文化資源、社會需求、通行的價值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等都對其言說產生重要影響。這一切因素共同形成的特定文化氛圍、環境是一種話語產生、存在、實現其意義的必要條件。對此我們稱之為文化語境或者文化空間。我們從事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一種文本或話語係統的意義，而任何意義隻有在具體的文化語境中才是可以確定的。不顧文化語境的研究可以稱為架空立論，隻是研究者的臆斷，或許會有某種現實的意義，但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所以文化詩學的入手處就是重建文化語境。
在《詩經》研究中那種離開文化語境的架空立論曾經是一種普遍現象。清儒皮錫瑞嚐言：
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為尤甚……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後世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1]
這是對那種不顧具體文化語境而僅憑自己的判斷來言說的情形的有力抨擊，而這種情形可以說是曆代皆然的。我們不妨對這種“主觀化”的說詩情形略做回顧。
先秦儒家對《詩經》作品的理解可以說開了這種“主觀化”說詩的先河。孔子、孟子、荀子那種在言談中的隨機性引詩、解詩大都是斷章取義式的。他們固然是受了春秋時期“賦詩”風氣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建構儒學話語體係的需要。詩歌對他們來說乃是一種帶有權威性、神聖性的話語資源，利用它們可以使自己的言說更具有合法性。而對於詩義的把握則完全出於儒家價值觀。例如，《小雅·小弁》和《邶風·凱風》這兩首詩的內容都涉及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有人對孟子說《小弁》是小人之詩，因為它表達了子女對父母的過失的怨恨；《凱風》就不這樣，父母有過失也不怨恨。孟子講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說：《凱風》中言及的父母之過小，《小弁》中言及的父母之過大。對父母的小過不怨恨與對父母的大過怨恨都是“親親”的表現，都符合“仁”的標準（《孟子·告子下》）。這種議論就純粹是為了宣傳儒家倫理而對詩義的“主觀化”解讀。盡管孟子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說詩原則，但他本人說詩時卻往往是與之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