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課題，簡單來說就是想實踐一下近年來對“文化詩學”這種研究方法的新理解，同時也是想對多年來我一直思考的關於儒學的若幹問題進行總結，譬如，孔孟之學與西周初期的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二者的一致性何在？差異性何在？為什麽偏偏是儒學從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最終獲得話語霸權地位？《詩經》在周初至兩漢這段時間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發揮過怎樣的功能？
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究竟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我認為這與研究者對該研究領域的熟知程度和體驗感悟程度成正比——隻有在大量占有材料並且對研究對象有深刻體悟的基礎上，研究方法才是有效的。在這裏希望依靠新方法來輕而易舉地獲得成果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方法不重要。實際上離開了有效的方法，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都無法展開。研究者如何確定具體的研究對象，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尋找探索的視角直至剖析材料，得出結論，都是在一定的方法指導下進行的。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極為重視對研究方法的探討，並且試圖確立一種有效的、靈活的、具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我們現在提倡的“文化詩學”就是這一努力的產物。就理論背景來說，我們所說的“文化詩學”對19世紀末俄國的維謝列夫斯基的“曆史詩學”、蘇聯批評家巴赫金的“社會學詩學”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方漸次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新曆史主義”等批評方法均有所吸取，甚至也不反對借用一些“精神分析主義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詩學”“解構主義批評”乃至現代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或視角。但是，我們的“文化詩學”又絕對不是對任何一種現成方法的照搬或模仿，我們有一套獨立的原則與操作體係，而這些又永遠是與研究對象直接相關的。在這裏，我準備結合西周至兩漢時期詩歌功能的演變以及相關的儒家詩學的若幹問題來談一談文化詩學研究方法的特征及有效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