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漢儒對於先秦儒學的一切改造都是基於當時曆史語境（政治上的專製與權力的高度集中）與文化語境（儒家典籍獲得空前推崇）的深刻衝突而發生的。這實際上使君主與儒生都處於一種目的與手段的衝突之中。對君主而言，推崇儒學的根本目的本來是希望獲得士人階層的支持與合作，使之成為專製統治的工具從而鞏固專製統治，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等弘揚儒學的舉措不過是手段而已。但是儒學的精髓卻恰恰是用自己的價值規範改造君主、為之立法[15]，對君權進行限製，是要建立君主與士人之間近乎平等的親密關係[16]，是要君主將權力交給士人階層。[17]這樣，漢代君主要想得到士人階層的支持與合作，就必須做出相當大的讓步：接受儒學的規範。事實上，包括漢武帝在內的漢代君主，都處於行使“乾綱獨斷”式的絕對專製與接受儒學信條，向“堯舜”看齊的兩難選擇之中。對於士人階層而言，弘揚儒學本來是希望為社會確立一套合理的價值秩序，從而建立理想的社會形態。然而統治者接受儒學的前提條件卻是士人階層進入君權係統，成為其統治的工具。因此儒家士人就被迫做出相應的讓步：認可君權的至高無上並心甘情願地做“循吏”，部分地放棄自己的烏托邦精神，為確立專製統治的合法性而努力。
儒學成為漢代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就是在這種君權與士人階層的艱苦磨合中完成的。一部《詩經》之被作為諫書來使用和闡釋，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才得以形成的。所以，漢代詩學實在具有某種象征的意義——象征著士人階層在大一統的君主專製政體下的艱難處境，也象征著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的儒學所具有的種種策略性的特征。從先秦儒家的直接以道德觀念說詩，到漢儒的比附史實說詩，正如從先秦儒家直接以帝王師的姿態教導君主，到漢儒的借助於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來警告君主一樣，都是儒家調整政治策略的直接產物。孔、孟生於漢代也會成為董仲舒或司馬遷，反之亦然。特定的文化曆史語境規定著言說的方式。漢代政體是先秦諸侯君主政體，特別是秦朝政體在儒學的羈絆滲透之下的變形，同樣，漢代儒學也是先秦儒學在專製君權的壓迫之下的異體。此後，這種變形和異體就漸漸成為古代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的基本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