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詩學始終是作為儒家意識形態建構工程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後人（例如，宋儒及現代“古史辨”派諸家乃至今日許多論者）不理解漢儒的良苦用心，極力從求真求實的立場對漢儒大加貶損，這並不是一種可取的態度。對於前人的學術，應該抱著平實客觀的態度來看待。首先要追問他們何以如此這般地言說，然後再看其言說是否可取。先讓我們看看在“古史辨”派眼中，漢代詩學是如何不值一哂，這可以說是反漢代詩學的代表：
漢儒愚笨到了極點，以為“政治盛衰”“道德優劣”“時代早晚”“詩篇先後”這四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翻開《詩經》，看到《周南》《召南》的“周召”二字，以為這是了不得的兩個聖相，這風一定是“正風”。《邶》《鄘》《衛》以下，沒有什麽名人，就斷定為“變風”。他們翻開《小雅》看見《鹿鳴》等篇矞皇典麗，心想這一定是文王時作的，是“正小雅”。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見“文武吉甫”一語，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時人，那麽從這一篇起，一定是宣王以後的詩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時代已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當然是“變小雅”了……但《四月》以下很有些頌揚稱美的詩，和《鹿鳴》等篇的意味是相同的，這怎麽辦呢？於是“複古”“傷今思古”“思見君子”“美宣王因以箴之”等話都加上去了。……翻到《民勞》，看見裏麵有“無良”“惛怓”“寂虐”等許多壞字眼，心想從此以後一定是“變大雅”了[1]。
這樣的批評當然並非全無道理，也可以說的確揭示了漢代詩學的某些弊端。但是這種批評卻遮蔽了漢儒說詩的思想邏輯，是完全離開了曆史語境與文化語境的評判。按照這樣的批評，好像漢儒真的都是一班閉門造車、任意胡說的淺陋狂悖之徒，這顯然是割裂了文化演變脈絡的片麵之見。現在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漢儒的說詩是有所依據的，是從孔子即已開始形成的儒家詩學言說係統的一個環節，是某種文化邏輯的必然產物。如果按照“古史辨”派的解釋，就隻好說在漢代四百年間突然連續不斷地生出了一大批妄人，不約而同地大放厥詞。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成了人類文化史上最可笑可怪的奇異景觀了。儒家的詩學是其整體話語建構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隻有聯係著儒家話語建構的特定語境，方能對其詩學有客觀而公允的評說。作為現代的闡釋者，我們所應該做的主要不在於指出古人的謬誤之處，而是要揭示古人不得不如此言說的原因以及言說背後隱含的價值指向之所在。皮錫瑞嚐言：“後世說經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見測古聖賢；一以民間之事律古天子諸侯。各經皆有然，而《詩》為尤甚……後儒不知詩人作詩之意、聖人編詩之旨，每以後世委巷之見，推測古事，妄議古人。故於近人情而實非者，誤信所不當信；不近人情而實是者，誤疑所不當疑。”[2]這是很有道理的批評。假如今人自謂可以確知《詩經》作品之本義，大可直接予以闡釋，不必非大批古人不可。倘若要對古人之闡釋進行闡釋，那就要切實了解古人言說之語境，冷靜梳理古人知識話語所遵循之邏輯，力求給出合乎文化史、思想史之演變軌跡的解釋。痛罵古人是最無意義的做法。今人劉光義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