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士人與君權的共謀：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軌跡
漢代是經學的時代。漢代詩學因此也就是經學語境中的詩學。儒學變為經學，這意味著先秦儒家從民間話語上升為官方話語，也可以說由在野知識階層烏托邦轉變為建立在君權與士人階層合作、“共謀”基礎上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是這一切都是如何發生的呢？是不是像通常的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所講的那樣，董仲舒一建言，漢武帝一下詔，於是就“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了呢？在這裏我們先考察一下儒家士人與統治集團達成“共謀”的具體過程，然後再考察漢代詩學的基本精神，以期尋覓出思想史、詩學史所經曆過的一段曆史的軌跡。
一、儒者的努力
盡管儒家士人似乎給人以誇誇其談的印象，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是空談家，而且對不切實際的言說很厭惡。孔子就說過“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辭，達而已矣”（俱見《論語》）。孟子也說過：“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孟到處遊說，宣講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政治行為而不是空談；他們大講忠信、慎獨、窒欲、存心養性、求放心、盡心、養氣，這都是行動、是踐履，而不是空談。而一部《荀子》，實際上隻講兩件事：政治家（包括君與臣）如何治國，個人如何修身，都是實實在在的行為準則而不是空談。他的兩大弟子一個成為大政治家，一個成為大政治理論家，絕不是偶然的。在春秋戰國之際，儒家士人大都投身於各種具體的政治活動之中，都力求使儒家思想成為社會政治的指導思想。他們時刻準備將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儒學根本上乃是一種實踐的學問。儒者正是所謂“待時而動”者。史籍載：“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漢書·儒林傳》）孔甲即孔鮒，孔子的十世孫。盡管陳涉起於卒伍，儒者們還是響應景從，並與之同生死，可見他們實現政治抱負的決心是如何迫切而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