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戰國末期這近八百年的曆史中漸次產生，並被廣泛使用著。其使用範圍之廣，所起作用之大，恐怕後代任何一個時期的詩歌都無法比擬。但詩的功能究竟如何？這既是個實際的曆史問題，又是個話語建構問題。作為曆史實際，詩的確曾經具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功能，這種功能由於具體社會需求的不同而顯現出明顯的差異。作為話語的建構，詩的功能又是一種敘事的產物，或者說是儒家士人的烏托邦式的虛構，是一種政治策略的產物。後世論者不察，往往將詩實際的曆史功能與儒家的敘事所賦予的話語功能混為一談。這裏我們即從分析孟子的一段話入手來從一個側麵考察一下詩的這種雙重功能的情況。
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何謂？
《孟子·離婁下》有雲：“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對於這段話，曆來注者，其說不一。趙岐注雲：“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跡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1]朱熹注雲：“王者之跡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2]趙言“詩亡”指“頌聲不作”，朱言乃指“雅亡”，均非確當之論。道理很簡單：孟子是說“詩”亡，而非說“頌”亡或“雅”亡。然趙、朱之論，亦淵源有自。觀趙岐之意，是說頌美之詩隻能產生於太平之世，到了衰世，就隻能產生《春秋》這樣的“撥亂”之作了。但趙岐以“頌聲”代“詩”，這顯然不能反映“詩三百”產生的實際情況。其說蓋出於詩序的“變風”“變雅”說。《詩序》雲：“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3]鄭玄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