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包括詩學在內的儒學話語建構工程中，鄭玄可以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遍注群經，融會古文、今文，為後世儒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還在於他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貫穿的意識形態內容，深刻體現了東漢時期漸趨成熟的士大夫階層強烈的進取精神與政治幹預意識。自古及今，曆代論者，無論是宗鄭還是反鄭，都旨在辨其學術的真偽對錯，很少有人從儒家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的角度考察鄭學的學理邏輯，這不能不說鄭學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對鄭玄的誤讀，清人最為明顯，清儒號稱遠紹漢學，其漢學所指主要即鄭氏之學。但是他們理解的鄭氏之學卻僅僅是考據、訓詁之學，似乎鄭玄的學問僅限於此，這實在是不夠公允的。事實上正如錢穆、徐複觀等前輩學人所指出的，漢學與以乾嘉學派為代表的清代學術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具有強烈的現實政治關懷，後者則拒斥這種關懷；前者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學術，後者則是消極逃避的學術[1]；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係統，後者則僅僅是一種知識話語。所以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鄭玄的學術，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恢複其作為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的本來麵目。
一、鄭玄的價值取向
鄭玄生活的東漢末年在政治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階層與君權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縱觀兩漢四百年的曆史，在政治生活領域始終貫穿著士大夫階層與君權係統的合作與衝突。西漢武帝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重要政治舉措，這標誌著士人階層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終於在與功臣、外戚、宗室等權力集團的鬥爭中取得初步勝利，獲得了進入以君權為核心的政治序列的合法途徑，從而部分地占有了政治權力，也標誌著漸漸成熟的統治階層意識到與士人階層合作的重要政治意義。漢代經學的展開表明士人階層在意識形態領域獲得了話語權力，開始將孔、孟、荀等先秦儒者戛戛獨造的觀念形態的價值秩序落實為現實的社會政治秩序。這正是先秦儒家夢寐以求的。因此，終西漢之世，士人階層在精神生活領域的活動主要是進行意識形態話語的建構——確立一套向上可以規範、引導君權，向下可以為全社會確定價值秩序的政治、倫理觀念體係。西漢經學為什麽以春秋公羊學為核心？就是因為公羊學最集中地體現了士人階層作為“中間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建構，最集中地體現了士人階層的政治理想，同時也最能夠為統治者所信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