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與君權的關係作為參照來檢驗諸子之學，我們會看到如下情形：老莊之學是完全的拒斥，沒有絲毫妥協餘地。法家和縱橫家是絕對的趨近，揮之而不去。唯有儒墨之學采取有條件的妥協態度：接受我的觀點，我就為你服務。所以從超越君權的權威性來看，道家最為徹底，儒家和墨家次之，法家與縱橫家則毫無超越性可言。如果我們將超越君權看作烏托邦精神的一個重要標誌的話，那麽，隻有道家、儒家、墨家可以代表先秦士人階層的烏托邦精神。如果我們將超越物質性的現實權力並追求某種純精神價值作為一種文化詩性特征的標誌，則也隻有道家與儒家具有這種特征。因為墨家雖然超越現實的君權，向往一種“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烏托邦，但是這個學派卻並不呼喚純粹的精神價值，而是宣揚一種農民式的實用主義：凡是與人的生命存在沒有直接關係的人類活動都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這是一種有超越性卻沒有詩性的文化觀念。這樣一來，具有詩性特征的文化話語係統就隻剩下儒道兩家了。這裏有必要指明的是：究竟什麽是“詩性”？按照17世紀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維柯的觀點，人類早期的一切意識活動都可以說是“詩性”的。就是說，那種前邏輯的、原始思維的、以想象和移情為主的、具象的、巫術性的、神話的意識活動都可以稱之為“詩性智慧”。維柯認為詩的材料，或者詩所言說的東西都是“可信的不可能”。[1]我們在這裏采用“詩性”這個概念隻是借用，不完全取維柯原意。簡單說來，我們用“詩性”來指稱一種學術話語中所蘊含的那種浪漫的、超越現實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並滿足著人們某種精神需求的特征。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儒家學說的詩性特征。
一、儒學的詩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