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嚐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嚐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嚐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誌，誌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嚐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哉！[37]
從這段引文我們不難看出，荀子的“心”與孟子大有不同。蓋孟子所謂心既是人之善性的寄居之所，又是一道德自我，能夠識別善惡並“擇善而固執之”，因此其自身即含有善的價值，所以人們可以由“盡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從而達到“合外內之道”的“至善”之境。而在荀子，則心隻是認識的主體，在其“虛壹而靜”的情況下可以接受關於“道”的知識，它自身則像一麵鏡子一樣是中性的。所以借用《中庸》的話來說，孟子側重於“尊德性”，荀子則側重於“道問學”。後者開出兩漢儒者治學的基本路徑，前者則為兩宋儒者所服膺。
第三，以“禮”“法”並重代替“仁政”——在重建社會秩序之方式上的不同選擇。
先秦儒家，無論是孔、孟還是荀子，其學說之最終目的無疑都是重建社會秩序。可以說，他們對人性的不同看法決定了其對重建社會秩序之不同方式的選擇；也可以反過來說，是他們對重建社會秩序不同方式的選擇導致了其對人性的不同理解。在這裏原因和結果是可以置換的。荀子的治國方略可由三個字來概括，這就是“禮”“樂”和“法”。“禮”和“法”是帶有強製性的外在規範，“樂”則是文教方式。他之所以強調“學”，目的也就是使人們通過學習而自覺地認同作為外在規範的“禮”和“法”，並接受“樂”的熏陶。這與孟子將固有的人性理解為外在規範的內在依據，因而主張由向內的自我覺察、自我發掘而自然而然地導出外在規範的理路是根本不同的。那麽荀子是不是就走上了法家一路呢？也不能下如此斷語。荀子與法家也存在著根本區別。荀子學說的獨特性主要表現在他對“禮”與“法”的關係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