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人格理想方麵，孟子同樣與孔子有了很大的不同。孔子所描畫的人格境界基本上是一種君子人格：彬彬有禮、謙恭平和、從容中道，能夠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於聖人境界，在孔子看來，即使是堯、舜這樣的人也還有所不足，更遑論他人了。在孟子這裏成聖成賢的信心似乎遠比孔子充足。他心中的理想人格主要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如果說孔子追求的人格境界還主要是有良好道德修養即遵循禮教的君子，那麽，孟子所追求的則主要是特立獨行的豪傑之士。所謂“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表達了一種無所畏懼的勇武精神；所謂“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也表達了一種不屈不撓的勇武精神。顯然，孟子的人格理想少了一點“文質彬彬”，多了一點雄豪剛猛。
第二，在人格修養的功夫上，孔子注重詩書禮樂與文行忠信的教育，強調由外而內的學習過程，也就是所謂“切問而近思”與“下學而上達”；孟子則強調存心養性的自我修習、自我提升的過程，亦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如果說“禮”在孔子那裏還是最主要的行為準則，那麽到了孟子的價值觀念係統中，“禮”已經不再處於核心的位置了。相反，倒是在孔子那裏“不可得而聞”的“心”與“性”成了孟子學說中的核心範疇。在先秦諸子中孟子是最關注心靈的自我錘煉、自我提升的思想家了。在他看來，“心”不僅是能思之主體，而且是最終的決斷者：一個人究竟能夠成為怎樣的人完全取決於“心”的自由選擇。他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19]用現代學術話語來表述，孟子的邏輯是這樣的：人具有得之於天的先驗道德理性，它構成心靈的潛意識。一個人如果自覺地發掘培育這種道德潛意識，他就可以成為一個高尚的人；反之，如果他一味為感官的欲望所牽引，其先驗的道德理性就會被遮蔽，他就會淪為低級趣味的人。但是道德理性不會自己培育自己，它同樣是被選擇的對象。這就需要有一個選擇的主體做出最終的決定，這就是“心”。“心”依據什麽來做出最終的選擇呢？這是孟子未能解決，也是後世曆代儒家思想家始終未能真正解決的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自己的解釋。聯係思孟學派以及宋儒的觀點，儒家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是有一種特殊的人能夠自己感覺到先驗的道德理性並予以培育，這樣的人就是聖人。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20]《中庸》也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21]這就是說，聖人不用選擇就可以按照先驗道德理性行事，常人則需要做出選擇然後努力去做方可，也就是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那麽常人為什麽能夠做出這樣的選擇而避免物欲的遮蔽呢？當然是靠榜樣的力量，也就是向聖人學習。這就是宋儒津津樂道的“作聖之功”。而聖人的意義也就在於主動地啟發常人向著這個方向努力，這也就是“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這樣一來，由於設定了“聖人”這樣一種特殊的人，儒家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如果說在孔子的話語係統中聖人是那種“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偉大君主，那麽，到了思孟學派這裏聖人實際上就成了一個邏輯起點，即整個存心養性、完成人格過程的“第一推動者”。所以，從社會文化語境的角度來看，聖人實際上就是最高的“立法者”，也就是儒家士人思想家自我神聖化的產物，本質上就是他們自己。所以，如果說“道”是士人階層價值體係的最高體現，那麽，“聖人”就是他們人格理想的最高體現，二者的共同點在於都是士人階層幹預社會、實施權力運作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