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仲子》乃是年輕女子拒絕情人糾纏之詩，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之句，這裏被用來勸誡晉侯，亦為純粹的“斷章取義”。這個例子說明，“賦詩”在春秋之時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在比較重要的場合方才采用的言說方式。
那麽究竟如何賦詩呢？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說：“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這是說賦詩是指朗誦詩之辭，並無樂曲，也不歌唱。我們看史書中記載的賦詩情形，這種“不歌而誦”的說法似乎是不錯的。那麽是誰來“誦”呢？當然應該是賦詩者本人。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及“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論語·子路》）之謂似乎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對此後人有不同看法。顧頡剛先生說：
春秋時的“賦詩”等於現在的“點戲”。那時的貴族家裏都有一班樂工……貴族宴客的時候，他們在旁邊侍侯著，貴族點賦什麽詩。他們就唱起什麽詩來。[38]
這裏有兩點不同於古人的理解：一是認為賦詩的主體實際上隻是點出詩名，真正的“賦”者乃是旁邊侍候的樂工們。二是說“賦詩”並不是“不歌而誦”，而是要“歌”的。關於第一點似乎很難在史籍中找到證據，不知顧頡剛先生何所據而雲然。盡管《左傳》有主人令樂工歌詩和誦詩的例子[39]，但這並不能證明凡是賦詩都是請樂工來唱。關於第二點，大約顧先生的觀點是比較合理的，這是有證據的。《國語·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