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的闡釋角度來看，對《詩經》作品最初功能的闡釋必須放到周人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的文化曆史語境中才是合理的。詩在周代文化中何以有那麽高的地位？在後來儒家思想譜係中《詩》何以竟成為“六經之首”？這都與詩歌作品原初的意識形態功能直接相關。可以這樣說：周人用詩的方式參與了國家意識形態話語的建構工程。下麵我們就聯係禮樂儀式來分析《周頌》與《大雅》部分作品，從而考察一下周初詩歌的這種意識形態功能。
一、《周頌》與“正雅”的意識形態內涵
我們先來看《周頌》。鄭玄嚐雲：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製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1]
鄭玄的這段話既指出了《頌》詩昭顯祖先之德的表層意義，也指出了《頌》詩的意識形態性。這類詩雖然表麵上是為了祭祀祖先而作，實際的作用卻並非僅僅是表達對祖先的懷念之情，而是在現實社會中推行某種道德價值。所謂：“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以及“故自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正是說這些祭祀儀式蘊含著現實的政治與道德意義。祭祀祖先本身的意義也許僅僅在於“慎終懷遠”，而祭祀祖先所采用的儀式卻包含著遠為豐富的內涵。在這種儀式中人們切實地感受到現實統治的莊嚴與神聖。所以說《頌》詩的真正作用乃在於確立周人統治的合法性：他們的祖先早已是那樣道德高尚、功業卓著，那樣值得稱頌，現在他們事業的繼承者得到天下自是當然之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