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頌》產生的時代，構成文化空間最基本的維度即是人神關係。所以溝通人神的主要方式——祭祀，就成為貴族們最主要的文化活動之一。由於當時人們相信人間的一切禍福，尤其是王朝的興衰均與神的意誌直接相關，所以對神極為恭敬，祭祀活動因此也成為莊嚴肅穆的儀式。出於這樣一種語境的言說當然不能是平庸凡俗的日常話語，為了凸顯言說的神聖性，詩也就獲得一種能夠體現神聖性的修辭方式，例如，句式的整齊，言辭的簡潔凝練以及用韻等。而且如前所述，在當時書寫並不是一種像後世那樣具有普遍性的交流方式，隻有被認為具有重大意義的話語才會以書寫的形式記錄下來。所以言說一旦獲得書寫形式也就自然地具有了某種權威性和神聖性。可以說，正是居於彼時文化空間之核心地位的人神關係造成了詩的言說方式，詩性最初是以神性的麵目出現的。神性使詩得以書寫，而書寫又強化了詩的神性。在這個時候，作為文本的詩出現了，但是作為這種文本之靈魂的詩性卻並未產生。詩性文化是在神性文化退位之後才“出場”的。是先有“詩”，然後方有“詩性”的，這種似乎不大合乎邏輯的情形卻恰恰是曆史的實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神關係語境在古代詩歌的發生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這一語境造成了那種與日常生活的言說方式迥然相異的獨特話語係統，並且使之著於簡冊，傳諸後世。人神關係孕育了詩歌，但詩歌的實際指向卻在於現實。在這種語境中產生的詩歌所具有的重要的現實性功能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其一，詩歌這種特殊的言說方式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功能。作為最莊嚴神聖的儀式之組成部分的詩歌，即使不管其詞語內含，也已經在發揮著肯定既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了。因為這種言說方式的創造者與運用者隻能是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貴族們，是在特殊語境中產生的特殊話語，所以言說本身就是對言說者特權地位的肯定與強化。詩所帶有的那種儀式性並不完全來自其言說的內容，而且也來自其書寫形式，可以說，在人神關係語境中，書寫也就成為一種儀式，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詩的這種地位當然是來自言說者的政治地位，因為在西周的禮樂製度中言說方式是與言說者的政治地位相符合的。但同時詩又能夠使言說者的政治地位進一步合法化，因為這種特殊的並且經過書寫的話語帶有不容置疑的神秘力量，這種力量既與其最初產生的人神關係語境有關，也與它的儀式性密切相關。因此，詩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