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文化空間”這個概念略做解釋。所謂“文化空間”與時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常常見到的學術用語“文化語境”含義相近，是指某種話語係統生成、存在、傳播、演變的各種文化條件，包括先在的思想資源、人們普遍的心理焦慮與精神需求、各種流行的觀念等。文化空間為話語係統的生成提供了動力、基本生成規則以及種種其他方麵的限製。離開了具體的文化空間，任何話語係統都必然失去確定的意義域限而變得不可理解或可以任意解說。通過重建文化空間的方式來進入對一種話語係統的解釋，正是我們倡導的“文化詩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禮樂文化作為“製度化的意識形態”對於確立周人統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禮樂儀式中唯一一種以話語形式存在的構成因素，詩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視的。看記載西周及春秋時代曆史事件的史籍我們就會發現，詩作為“禮”的儀式係統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彼時的貴族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並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詩”是在被漢儒推崇為“經”之後才獲得權威性的。實際的情況應該是：詩在西周初年周公“製禮作樂”之後就漸漸獲得某種權威性，甚至神聖性，在春秋之時詩的這種權威性和神聖性依然得到普遍的認可，隻是詩的功能發生了某些變化。《周官》《儀禮》《禮記》《左傳》《國語》等古籍所載西周至春秋時的貴族政治活動是處處離不開詩的：西周時凡是大型的公共性活動都必有一定的儀式，凡有儀式，必有樂舞伴隨，有樂舞就必有詩歌。到了春秋之時，貴族們在正式的外交、交際場合都要賦詩明誌，詩於是又變為一種獨特的交往語言。所以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之謂具有十分現實的根據。隻是到了戰國時期由於統一的政治體製與總體性的意識形態均不複存在，因而人們對詩的看法才開始出現分化：墨家、農家很少言詩，道家、名家不屑於言詩，法家、兵家無須言詩，縱橫家偶爾言詩也完全是出於說服別人的目的而不是為了詩本身的價值。隻有儒家還堅定地維護著詩的神聖性與權威性。漢儒的作用隻是借助於官方之力，將戰國時期這種隻有一家尊奉的特殊話語重新恢複為普遍的權威話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