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傑譯 劉小楓校
進入正題之前，請允許我贅言幾句，這也許會減輕我們理解上的負擔。我們且先嚐試暫時擺脫我們慣常的思維及感覺方式，摒棄一切偏見。因為它們借世界大戰之機把黨派門戶之見，即日常的交往和言論織在了我們的心頭。我們且用純淨、充滿稚氣的人類之眼，來觀看我們身邊的這出戲，一如一位普通人從歐洲早已逝去的歲月走回我們的時代，他隻是來作客，環顧四周，驚訝不已。我們且對發生的事投上一瞥，投以細致、善意、審慎的一瞥，同時又是宗教的、形而上學的——我想說，異化的一瞥，以便把我們在身邊觀察到的一切不僅作為孤立的、早已成為日常習慣了的現實來看待——或許我們的眼睛對這場屠殺與仇恨已經習以為常，而是同時把這一切看作當代歐洲人所獨具的道德的總體狀況的象征。
我們稱之為基督教生活觀的那種倫理生活觀，其核心有這樣一條威力巨大的命令：“你應當全心全意地愛上帝，愛你周圍的人，猶如愛你自己。”倘若有誰直接靠曆史和一種對這條律令的闡述，本著這條原則來看歐洲乃至世界當前的困境：那麽充滿他心靈的將會是什麽樣的感覺和思想呢？的確，如果他以嚴肅的態度看待這條律令的話，那麽充盈他內心的感覺就是“絕望”。而占據他頭腦的思想則是：“基督教的破產”，或者說——人們也這樣說——“基督的山上聖訓已喪失效力。”不唯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譬如最近印度詩人泰戈爾在東京作的一次頗值一讀的報告便是一例）理所當然地作出如是的判斷，就連歐洲各國許多身居高位的人士也作出這樣的判斷，實在不足為奇。人類為開化的理智作出的判斷，不如此又會怎樣呢？諸位盡可連篇累牘地大書特書，為一切毫無疑問與這個判斷針鋒相對的見解呐喊，賦之以威力。任何一個幼稚的人都會這樣回答您的大作：黑的不是白的；你就這條律令的真實含義對我所說的一切，你對我講的所有關於歐洲的那些階層的人對這個事件負有所謂“罪責”一說，這個事件是如何緣起、如何演變的，對我來說全然無所謂。這些與我有何相幹！它們隻是會擾亂我的判斷——按照常規來說，清楚明白的價值陳述，常常因為對有待於評價的事物的因果關係不解的認識過於細致、詳盡，反而受到幹擾。事實是，歐洲文化植根於基督教，事實是，歐洲自稱信奉“基督教”，自稱近兩千年來是依照基督教的基本原理來教育其子孫的。此外還有一個事實，其結果之一，即近兩千年來基督教教育的豐碩果實之一，是一場運用理智、技術、工業、語言的一切手段進行聞所未聞的野蠻行徑。這個現實，隻有這個現實，才是使我感興趣的事實。我把它稱之為：“基督的山上聖訓喪失效力”。——旁觀者的結論便是如此。假如我們走進某個家庭的室內，隻見滿屋盡是髒物、淩亂，兒童的低級下流話及我們所窺見的一切，隻暴露出一種道德倦怠的總體狀況，我們的行為又將何異於這位旁觀者呢？這個總體狀況首先是一種不可分割的現象——不論它是怎樣形成的，不論誰是罪魁禍首——是這些孩子的父親，還是母親、曾祖父抑或別的什麽人。任何一種較為深刻的人類經驗都教導我們說，這樣的集體的、總體的過失，決不可能完全歸咎於個人。任何一個細致的經驗都教導我們說，越是深入這樣一個家庭的道德關係各環節，就可越深入地揭示出這種過失不易把握的相互關係。基督教的思想中包含了一種關於總體罪和原罪的重要概念，隻有一種較為深刻的哲學才有能力證實這些概念。[2]我們不應當把它們僅僅看作原罪及原過失的教條概念，也不應該僅僅把它們與整個人類聯係起來看，而是應該把它們與時代、文化圈、民族結合起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