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悌倫譯 劉小楓校
[1] 選自《舍勒全集》卷三。——編注
在審察須予以承認的宗教倫理力量對資本主義產生的意義之時，在韋伯與桑巴特的成果之間存在著一種雙重的矛盾。韋伯從宗教體驗的內在必然性出發，在宗教體驗的自發性變化中，在與之相應的新倫理生活觀念的自發性變化中，看到了資本主義精神最強有力的根源之一。相反，桑巴特認為，促進資本主義最主要的固然是倫理—宗教力量，即阿奎那的道德學說和符合這一道德學說的懺悔實踐及其學派；但倫理—宗教力量僅僅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形態的派生原因和具有反作用的原因。[1]晚期經院哲學的理性主義取向（即世俗的特性和自身價值與超世的價值的對立，理性和自然域與啟示和恩寵域的對立，得到特別強調）逐步戰勝了古代教會的奧古斯丁精神；從這一勝利中，桑巴特已經看到其後續現象：現存的、已獲勝的自然生成的資產者型也在基督宗教和教會內部創造出意識形態上的類似品。對桑巴特而言，歸根結底，晚期經院學的學說體係在掌握著傳統基督教觀念的教會論壇前為資本主義精神所作的辯護僅是無關宏旨的，然而卻恰恰因之而後背麵強化了資本主義精神。韋伯所說的宗教生活之轉折卻並不是市民精神本身的本土的源泉或源泉之一。這兩位學者之間的形式上的對立在於：一位認為宗教的上帝觀、自我觀和世界觀的變化是獨立的；另一位認為，整個過程的變化是依附性的。但此外還存在著實質上的對立：韋伯斷言，在新的新教生活體係和學說體係中，首先在其卡爾文宗的形式中，無限的勞動奮求具有本源地位（為表示“對上帝的崇敬”而無休止地工作，通過無限製的勞動而“證實”內心對被揀選的確信——不帶有要求享受收獲物的倫理權利），而且，在心理學上講還更為重要的是，無限製的贏利欲被看作最初為無限製的工作欲的一種單純的後續現象，從倫理—宗教上對這一工作欲的神聖化被看作從苦行主義上來肯定的“義務”；與此相反，桑巴特認為贏利欲比新工作欲更為本源，而且，他還發現，在托馬斯主義的學說體係中，已能找到對一種與指向救世財富無關的、純世俗的贏利欲的首次相對的辯護。在桑巴特看來，新教學說體係和生活體係的核心（就這兩個體係的廣泛作用來看，這種核心說法肯定是極為片麵的）體現的是一時的對極度超自然取向的複興，是“原始”基督教對世界、財產、獲取、生活的蔑視和貶值的複興；桑巴特在這兩種新教的體係中隻看到對資本主義精神之形成的一種反應——這種反應是暫時的，然而從世界史上看最終將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