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悌倫譯
[1] 原題Die Psychologie der sog.Rentenhysterie und der rechte Kampf gegen übel.(1913年初次發表)
為了充分理解我們時代中的這些巨大的群眾現象,一般用於分析這些現象的基於統計學成果並從客觀因果關係上對這些成果加以比較研究的統計學方法,需補充對鮮明地出現在這些群眾現象中的心理原因和基本心理法則的揭示。這對理解當前令人擔心的出生率下降之原因(本文對此未予論說)尤為適用。這也適用於貝爾納[1]教授新近稱之為“不受歡迎的社會政治學後果”的大多數事實;特別適用於有些人歸納為“創傷性神經官能症”,有些人又表述為“社會保險金神經症”(Rentenhysterie)的病理現象。在此我無需去考察,這種病症是否真已擴展到人們應拋棄整個社會政治立法或其本質部分的程度,以這種新“病症”的產生為前提的機構是否甚至在有事故保險(和疾病保險)的情況下也會作出些其他表達形式;也無需考察這些現象中的某些現象在何種程度上最終與國家對工人(和職員)提供的社會保險特別地相關,而非與——比如說——康複期的延長、疾病保險以及私人保險的所有形式相關;就某種意義而言,對某些不幸的保險在何種程度上會增加這些不幸、而又沒有對有意造成這些不幸的行為表示認可,比如說,不允許在保了火災險後去犯罪性地放火,所有這些在此都不必加以考察;我也無須去考察社會政治的試驗,比如在瑞士通過變動支付社會保險金額的期限所作的試驗,其意圖是找出為防止“不受歡迎的後果”而改變立法的途徑和目標。但是,在評斷類似的法律建議時,心理學除了要用社會—經濟的觀點外,還得用自己的話語,而且,根據韋伯(Alfred Weber)最近提出的一個願望,社會政治的進步將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指向階級狀況中須由社會政治措施來達成的心理的變化;——這些都不得不被以貝爾納為代表的黨派方向的對手清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