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
“主義”之爭——尤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曾世紀性地長期支配西方學界乃至我國學界，而且迄今仍然沒有得出結論。
自馬克思提出著名的資本主義批判以來，如何理解資本主義一直是20世紀社會理論的熱點課題：從世紀之初的韋伯、特洛爾奇、西美爾、桑巴特，到世紀中葉的熊彼特、塔尼（R.H.Tawney）、博蘭尼（Karl Polanyi），再到世紀下半葉的布羅代爾、貝爾、瓦倫斯坦，有關資本主義的論述顯得從未過時。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學-道德哲學的批判不同，韋伯提出了理解“資本主義精神”的社會學命題：資本主義精神要素是理性化、脫魅化、世俗化，反映了西方文明傳統的一些本質特征……作為韋伯的同時代人，舍勒從價值情感現象學立場出發，進一步推進了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論。對於舍勒來說，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是人的實存的“總體轉變”（Gesamtwandel），既體現為外在的生活製度（國家組織、法律製度、經濟體製）的轉變，也體現為內在的精神氣質（心性秩序）的轉變。要把握資本主義生活世界的本質，還必須理解資產者的心性氣質。然而，要認識這種“精神氣質”，僅僅憑靠社會理論顯然遠遠不夠，還必須憑靠哲學的分析立場。如所周知，馬克思的哲學立場是曆史唯物主義，韋伯的哲學立場是新康德主義，舍勒的哲學立場則是帶有基督教色彩的現象學哲學。因此，在關於資產者的性質、資本主義與宗教的關係及資產主義的未來前景等問題上，舍勒有關資本主義的論述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
《所謂社會保險金神經症的心理學和針對不幸的合法鬥爭》初次發表於1913年，可見，在早年從事現象學研究的同時，舍勒就關注當時的社會現實問題。從而，與其他現象學哲學的代表人物不同，舍勒在一開始就是社會思想家，而非單純的哲學家。《資產者》、《資產者與宗教力量》、《資本主義的未來》（1914）三文是題為“資本主義精神論”的一組論文，前兩篇具體討論桑巴特的資本主義理論，在後一篇文章中，舍勒提出了自己對資本主義未來的看法。與桑巴特和韋伯的資本主義論不同，反倒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論相近，舍勒的資本主義精神論明顯帶有道德批判性質。在舍勒看來，資本主義精神積聚的是一種毒害人心的毒素，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這種逐漸積蓄起來的心靈毒害巨大而猛力的爆發”。對於舍勒來說，探究資本主義精神為的是克服這種毒害人心的精神。舍勒並不認為，社會主義精神足以克服資本主義精神。畢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盡管舍勒對基督教社會主義論述給予了有限度的支持——從《先知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一文，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有限度的支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