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悌倫譯 劉小楓校
[1] 選自《舍勒全集》卷三。——編注
由國家統計確定的人口出生數的下降非常嚴重；麵帶憂國神情來看待這一下降的各界人士不像社會民主黨人那樣，把這種下降看作勞工階級地位提高、富裕程度上升的可喜標誌；他們的看法與對女性運動贏得的精神持否定態度的那些集團一致；這些集團在女性運動的精神中看到的是“家庭婦女和母親是女人的正當職業”這一觀念的崩潰。這種態度似乎有一種內在的根據：迄今的女性運動日益強烈地（直至要求女性參政的極端情況）追求的女性類型，根本否棄了那種與偉大的民族性國民目的相應的出生機遇和繁殖機遇。那種有女性氣質、肉感和心理感的女人慣靠女性魅力來吸引男人，隻要這種男人看重的不是物質方麵，而是女性魅力的話；另有一種女人則展示出一種就生物學上的合目的性而言巨大的、健康的、時間上早熟的生產外形（骨盆寬度、嫻靜能力、性感等）。除個別例外，參與女性運動的女性已比上述兩類女人扮演更多的角色。
人們對此強調：積極參與女性運動的女人首先是那些從事贏利活動的女人的代言人，而從事贏利活動的女人靠這種活動已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在她們丈夫的世界裏很少被迫接受家庭的物質利益觀點和“大多同樣指向這些利益的”權威的影響，因此，她們能夠在更高的程度上依從“自己的心願”甚至提出一種注重質量價值的生育觀；倘若僅看到這些，那麽，就還有多種因素被忽略了。由於受到勞動力市場給女人提供的位置的壓力，又由於要與男人競爭本由男人幹的職業，女人須付出巨大的努力；這使得經濟上更為獨立的女人想更多地“依從自己的心願”並未得到保障，那種在選擇男人時不打算再找強男人以使自己成為一位經濟上獨立之女人的動機，也並未有所保障；因此，競爭的努力多半會壓製**動機。這種整個生活觀不斷增長的算計性才在當今的經濟製度中為女人在競爭奮鬥中的成功提供了保障，而競爭奮鬥才會給她們帶來經濟上的獨立性。然而，生活觀的算計性大多已經在選擇男人時表現出來了，因為，為獲得她們所想望的地位，她們習慣於服侍男人。無數的事實表明，女人進入主動性經濟生活的第一步畢竟與一種男人保護傘的可憎現象連在一起；在這頂保護傘的移交過程中，從女人方麵講，權威需求和**動機在利害考慮的引導下共同發生作用，從男人方麵講，具體的事業需要與多半為最低層的性動機在痛苦不堪的和睦中共同發生作用。但是，倘若出現女人決定婚姻的情形，更富於心計的女人才會確實忠於在經濟上引導她向上的觀念。在上述兩種情況下，這種能力不強、男子氣不足的男人不會提供有利於後代繁殖的可觀前景。無論是對生活的觀察，還是統計資料所給予的結論，都未表明那種所期望的結果正在出現。根據統計資料，在女人從事男人職業活動的情況下，從事贏利活動的女人對婚生孩子和非婚生孩子所作的貢獻隻是逐漸消失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更為重要的因素是：那本來就是完全基於男人價值和理念的工業製度在對女性勞力提出要求，而按此要求所固有的質量和數量，在為經濟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中，天生相對具有男子氣的女性個體類型比純女性類型顯得有利和優越。有這類女人，她們的思想連續性和勞動連續性很少會因一種強烈的後代生殖欲、**感、**理念和幻想、懷孕和哺育、**上的操心和母性牽掛而被打斷和分心；若深入地考察，她們在心理上和身體上的第二性征也無須鮮明地表露出來。就同樣的原有財產關係和同樣的階級屬性而言，無論在進入當代文明的經濟勞動機製方麵，還是在已進入這一機製而需持久地挺下去並取得經濟成績方麵，這類女人都具有一種遠為廣闊的前景。這樣一來，出現不結婚和不生孩子的現象顯著增加或婚內婚外的出生率顯著下降的情形，則是毫無疑問的了。在我們的工業製度中的選擇力具有挑選的權力。已超過這一權力的女人，以及那些因就工業的勞動需求而言“不能幹”而遭拋棄的女性類型，之所以在優生的質量和數量方麵大多不太有分量，原因就在於她們因自己的女性特點而在那種勞動需求上是“不能幹的”，因而處於危險境地，就是說，她們有陷落（常在生了第一個孩子後）到形形式式的賣**的過渡階段和方式中去的危險。當今占據主導地位的勞動製度具有雙重傾向；這一雙重傾向贏得自己的現實表達，並產生了有害的後果，這種後果即為我們加以比較的諸社會均顯出工業主義的特征。伍德拉夫（G.E.Woodruff）恰切地強調：美國和英國女性階層中的大部分人強烈的道德觀和古板正經並非以女性的倫理地位的提高為前提，多數情形是：高度工業化了的社會本身對勞動的需求使本來更多受愛情和溫情觸感的心靈轉向由於賣**和隨之出現的疾病而日益加劇的自我解體，由此，純潔的女性類型在遺傳上也日益被擯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