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詳細討論楷模及其種類、作用方式、產生形式和它的不乏重要性的“對立形象”以前，有必要對楷模與領袖和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從澄清概念和本質出發做幾點說明。
第一，領袖與追隨者是一種相互性的意識關係。楷模（原型）與仿效者卻不是這種關係：作為某個人之楷模的人不需要知道他是楷模，也沒有這種意願，雖然將他奉為楷模的人明白這一點。與此相反，領袖必然知道他是領袖；他必然有當領袖的意願。在世界曆史上，沒有任何一位領袖人物使他的自我價值意識——作為宗教領袖則是使他的受恩寵意識——取決於他的追隨者一時的或者恒久的認可。
第二，楷模與仿效者的關係是一種理想的關係，它不依賴於空間、時間、實在的現實、甚至原型之實在的曆史存在。相反，領袖與追隨者的關係是一種實在的社會學意義上的關係。不論生活於多麽久遠的時代的一個人，都可能成為我的楷模：愷撒、蘇格拉底、耶穌基督（“基督仿效者”）、佛陀。領導我們的領袖必然是在此的和在場的。此外，楷模不僅可能是一個真實的曆史人物或者這一人物的活的傳說，同樣也可能是詩人塑造的形象，如浮士德、哈姆雷特或者貝雅特裏齊（Beatrice）。領袖必然是實在的人。對於一切民族和群體而言，作為楷模者（或者作為對立形象者）首先並不是人，而是他們的神和惡魔。領袖充其量隻是表象上為這些神和惡魔以某種方式所規定、驅動、恩寵、啟迪、**的人。再者，成為楷模者還有我們稱之為神話和傳說的民族夢想中飄忽不定的形象，如希臘人的英雄理念：赫拉克利特、奧德賽、梭倫；日耳曼人的英雄理念：西格弗裏德（Siegfried）、哈根（Hagen）。語言稱為楷模者和作為楷模稱道者還有一些非身位性的東西，如作品、國家。藝術風格的形成是由於特定的作品、特定的畫法成為另一些畫家的楷模。法國專製製度曾是新崛起的普魯士的楷模，羅馬國家法成為教會法的範本，“紳士”曾是世界大部分人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