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澤環譯
[1] 選自《舍勒全集》卷六。——編注
為了探討社會學和世界觀理論研究入門的問題，我考慮從韋伯1919年在慕尼黑所作的著名講演《學術作為誌業》著手。韋伯講演的第二部分探討“學術的誌業”，引起很值得注意的評論，[1]而且韋伯所提出的論點近來有了許多追隨者：例如雅斯貝爾斯的《世界觀的心理學》、拉德布魯赫的《法哲學》，以及其他一些次要的論著；但主要由於韋伯本人的宗教社會學巨著的影響，使這一講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韋伯講演的第二部分可以歸結為五個命題：
1.實證專業科學對於世界觀的確立毫無意義。它必須嚴守價值自由並擺脫世界觀的前提。實證專業科學的曆史進程本質上是無窮無盡的，研究者隻有持最嚴格的世界觀禁欲立場，才能給現有的“學術大廈”添磚加瓦，並始終要有對自己的成就在今後被超越的心理準備。
2.但是，對於人來說，韋伯認為，僅就“侍奉某種神”而言，世界觀畢竟還是一種比所有科學重要得多的東西。
3.在哲學上，韋伯接近李凱爾特式的新康德主義，即從費希特和意識觀念論方向修正了的新康德主義。根據這種觀點：哲學隻應限於純粹形式的認識論和規範論；實質的形而上學，對於客觀價值秩序的任何實質性認識，已被康德一勞永逸地拋棄了，哲學也絕不可能給予和確立“世界觀”。從而，一種世界觀理論應取代以人生觀、認識和智慧為基礎的科學地或哲學地確立世界觀的位置。就像狄爾泰為此嚐試過的那樣，這種世界觀理論的任務是：通過客觀的意義理解來描述世界觀的內容（描述的世界觀理論），發揮世界觀的比較理想類型學；通過主觀理解的心理學，也可能把它們歸結為人類的基本心理類型（西美爾、雅斯貝爾斯）；在既是靜態又是動態的比較社會學研究中，“理解”世界觀與經濟製度、政治製度、種族以及各民族和人類發展階段的當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