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是傳統中國社會一項使政教相連的政治傳統和耕讀仕進的社會變動落在實處的關鍵性體製，其廢除無疑是劃時代的。但從劉大鵬的記述中可以看到，這一製度的衰落遠早於此，至少在山西鄉間，耕讀之路早已不像以前那樣受重視，而科考內容的改革無形中已使那些仍能一心讀書的士人所學內容從孔孟之道逐漸轉向以西學為主流的新學。雖然廢科舉的始作俑者是西人，但西潮的衝擊當然不僅是在科舉。從文化競爭的長遠視角看，中國讀書人主要思想資源轉變（更多是在意識層麵，潛意識即通常所謂的安身立命之處則基本未變）的影響所及，恐怕不亞於科舉製的廢除。在這一方麵，身處內地的儒生型鄉紳劉大鵬記錄下來的與耕讀生涯相關的心態變化，也給予我們許多從上層精英人物紀錄中所難見到的啟示。
從1896年年底開始閱讀時務書籍，劉氏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麵的，至少不僅僅在趨新的一麵。他看到了“華夷通商，是天下一大變局”，但一開始個人信心也還比較足；“時人皆憂中夏變於夷狄”，在他看來，“夷狄不能變中夏，仍是夷狄變為中夏也”。這一點尚是古訓，但劉氏的推理卻是近代的：西人到中國傳其洋教，“欲勝吾聖賢之教……不知吾道甚大，無所不包。泰西之教非但不足以敵吾道，久之而必化其教入吾教耳。乃知海禁之開，是吾道將來出洋之由，非西教混行中華之漸也”。[1]那時的“經世文編”，雖有明顯的傾向性，到底是兩造的文章都選，所以時務書籍有時也給抵拒時務者提供了思想依據。[2]
但在義和團之後，劉氏發現：一方麵，洋務已是舉國皆趨，孔孟“正學”已經不明；另一方麵，“洋夷擾亂中華，如此其甚，我則衰弱自安，不思自強”，他的自信心開始逐漸喪失。到科舉廢除之後，眼見一留學英國回來得舉人的太穀縣讀書人，服色已易洋裝，“宗族亦待為異類”，終不得不承認有“華人變為夷者”這一事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