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氏家居太原縣赤橋村，“以耕讀為業，不耕則糊口不足，不讀則禮儀不知。”但劉家“隻有薄田十數畝，不足養十口之家，全仗父親大人在外經營（劉父在太穀縣經營木材業），母親大人在內整理”。[1]可知劉家的主要經濟收入，還是來自在外經商的父親。與近世許多耕讀之家一樣，“讀”是包括經濟考慮在內的發展方向，“耕”在經濟上逐漸僅為一道糊口的最後防線；“耕讀”相連恐怕更多的意義還在其傳統的象征性一麵，略有今日美國人講究的“政治正確”[2]的味道。自詡“耕讀之家”者其主要收入實來自經商，雖然大半以商為生卻要堅持耕讀的方向以正名，都提示著宋代以降四民社會中士、農、商這最主要的三民（“工”的人數既少，影響也不算大）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種千絲萬縷的內在聯係。劉父雖為商，劉氏自己仍像多數儒生一樣看不起商人。但他確曾遇到好幾個“深於學問”的商賈，甚感“漁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同時，他也注意到有些讀書人“惟求詞章之工，不求義理之精”，雖儒冠儒服而行為不檢，“反為老農大商所嗤笑”。[3]可見士商之間，差距確在縮小（但農商之間矛盾似有增強的跡象）。[4]在西潮入侵之前，這樣一種潛移默化的社會變遷至少已有數百年的進程[5]，是研究西潮衝擊引起的近代中國社會變動時不可忽視的層麵。
由於劉家“究竟不甚寬綽有餘”，劉大鵬自己年長後也不得不與“舌耕”者為伍，像大多數未能做官的讀書人一樣走上教書之路。劉氏在中舉之前，已出任塾師。但中舉後地位變化，對塾師這一身份認同就頗不能釋然，每慨歎其不得不為此“糊口”之業，曾一度想辭館回家“躬耕事親”。他以為，“讀書之士不能奮誌青雲，身登仕版，到後來入於教學一途，而以多得脩金為事，此亦可謂齷齪之極矣！”有人“或謂教學足以傳道”，劉氏覺得這恐怕也是未能入仕者的掩飾之辭，蓋其未見“道之傳者幾何也”。正因為如此，他看不起一般以教書為終生計之人，認為他們沒有遠大誌向，“區區方寸，隻求個好館地，每年多得幾兩脩金，饌食好些”而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