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近代中國的確存在所謂“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話，科舉製的廢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體製變動之一。從漢代發端到唐宋成熟的通過考試選官的科舉製，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麵功能的基本建製（institution）。在政治方麵，它充分體現了“政必須教、由教及政”這一具有指導意義的傳統中國政治理論。古代中國的學校，本身也是官吏養成之地，其一個主要目的即造成有良好訓練的官吏。而教育和政治在製度上的連接，正落實在科舉製之上。
科舉製的功用並不止於此。周作人曾深有體會地說：“中國民族被稱為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詞，但民族間自有係維存在，反不似歐人之易於分裂。”這一跨越時空的維係物，就是中國的“思想文字語言禮俗”。[1]的確，從先秦到清末西潮大舉入侵之前，兩千多年來形式上的“書同文”也就是一種共通的全國性思想言說（discourse）。正是科舉製使其製度化為一種統一的全國性思想意識市場，它恰起著全國性的商品市場在近代西方的維係作用，是傳統中國社會能維持基本穩定的重要支柱。除了這種社會的思想聚合作用，科舉考試的最高一層在京城舉行，與科舉密切關聯的太學、國子監、翰林院等，也都設於京師。這些製度，又在不同程度上起著思想的社會聚合作用，使京師集政治中心與全國性的思想論說中心於一體。
同時，科舉製逐漸成為中國上升性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的主要途徑。任何編戶齊民隻要能通過一定層次的考試就可以擔任一定級別的官員。故科舉製同時也在行動和製度上落實了中國傳統的“布衣卿相”夢想（這是中國士大夫文化的一個核心觀念，其重要正類“美國夢”在美國文化中的意義），適應了以耕讀為業的士階層的社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