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此趨勢發展，新舊和進步與保守漸成價值判斷的依據，新即是善，舊即是惡；思想界和整個社會逐漸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稱作“新的崇拜”。對“新”的崇拜既因傳統的崩散而起，又同時助長了為重建新中國、新文化而破壞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張。同時，由於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士人心目中已經確立，“新”也成為西方式現代化的代名詞。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譯作“現代主義（或近代主義）”的，在那時卻譯為“從新主義”，[1]極具象征意義。
對“新”的歌頌在“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之《新民說》和《少年中國說》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更為簡單明了的，則是《杭州白話報》1902年6月的一段話：
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2]
隨著科舉的廢除和辛亥革命後民國代清，趨新又有進一層的社會含義：
新中國處今新世界中，其未來之新事業、新功名，足以空古今而震寰宇者，有如礦產，隨在皆是。所須惟確有新知識新能力之新人物耳。[3]
短短兩句話，用了七個“新”字，足見“新”的橫掃一切之勢。更重要的是這裏透露出的社會消息：如果不是有新知識新能力的新人物，便不可能開采“空古今而震寰宇”的新功名新事業的礦產。既然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也唯新是尚，“新”的至高無上地位已從精神到物質，穩穩地紮根在中國社會了。如果說對“新”的崇拜此時已形成，大約不為過。從那時起，這一趨向更逐漸深入人心，已達下意識層麵，餘英時先生注意到：“中國人如果對舊東西有些留戀，說話時就總帶幾分抱歉的意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