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既已承認自己文化低劣，則為了自救，除了學習西方之外別無選擇。這一取向中最為中國士人所能接受的口號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馮桂芬大約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始作俑者。馮主張為了攘夷，不妨先降格師事西人。為此，馮將西方文化區分為禮和器兩種不同類型。器可用而禮不必學。其要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故馮實開了後來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先河。[1]
不過，馮氏一書所作雖早，流傳卻晚。早年僅以抄本傳，至19世紀80年代始有刻本。到19世紀90年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基本已成時人共識。1891年，康有為即主張“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義之用，然後收其用也”。[2]次年，鄭觀應也明言“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到1896年，梁啟超指出：“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兩年之後，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整合諸家之說，係統表述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的觀念。[3]
過去講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通常傾向於將其說成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其實若細察時人之意，恐怕其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學為用”之上。而且，不僅梁啟超、張之洞等人如此，清季趨新人士注意到，就是那些以西學比附中學之人，許多也是為了“投合吾國好古之心，而翼其說之行”。[4]主張變法之人，原不過要學習西方，並無廢棄中學之意。唯守舊之人對此不甚了解，張之洞將體用之關係講明，正可釋反對派之心結。實際上，如果沒有學習西方的時代需要，“中學為體”恐怕根本就不會成為士人所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體西用這一體係之中，中體雖置於西用之前；但從其產生的曆史看，中體實在西用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