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為，中國在近代因落後而挨打，故思變求變，向西方尋求真理。這一描述大致不錯。但尋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國，顯然是中國士人在西潮衝擊下信心大失的明證。值得思考的是，屢受西方欺淩的中國人竟會主動向敵人學習，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後，大量的中國學生湧入敵國日本而轉手學習西方，這個現象終究有些不合人之常情。有學者以為，隻有文化失敗才可能造成對征服者同時既憎恨又摹仿，不僅自認不如人，而且為了自救而忍受向敵人學習的屈辱。[1]這個論點原來是針對殖民地的，對考察中國情形也有啟發意義。中國在近代中西文化競爭中的失敗的確不可謂不明顯，但中國向敵人學習的情形並不能完全以文化失敗來詮釋。在某種程度上，這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確信中學可以為體這一觀念使然（詳後）。
近代中國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領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條約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國主權，但基本的主權仍在中國人手中），這個重要因素的意義是多重的。中國的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悠久（這已漸成套話，但在這裏的意義非常實際具體）、中國朝野對外國入侵的持續抵製以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相互競爭造成的均勢等因素，迫使列強認識到全麵的領土掠奪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列強退而采取一種間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條約體係鞏固其非正式控製，同時寄希望於實質上的經濟利益。
從根本上言，帝國主義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之間最關鍵的實質問題是對被侵略地區的全麵控製。隻要能達到實際的控製，是否直接掠奪領土是次要的。帝國主義侵略所至，總要爭奪被侵略國的文化控製權，這在中國尤其明顯。正因為沒有直接的領土占據，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樣的直接政治統治，西方在中國更需要不僅在物質上，而且恐怕更多是在文化上表現其權勢和優越性，希望以文化滲透來為以後的經濟利益鋪路。故在中國，對文化控製的競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