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以“變”著稱：變得快、變得大，且變化的發生特別頻繁。那時不論思想、社會還是學術，都呈現一個正統衰落、邊緣上升的大趨勢，處處提示著一種權勢的轉移。而各種變化中最引人注目者，當然還是西潮的衝擊，即晚清人自己愛說的“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國士人麵臨西潮**擊，被迫做出反應，從而引出一係列文化、社會、思想、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的大變化，無疑是近代最重要的權勢轉移。
這並不是說近代中國本身沒有問題。實際上，17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激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來重分配的調整甚於生產的發展，較難處置因人口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此外，清廷尚麵臨滿漢矛盾這一更難處理的問題，而傳統的“上下之隔”和“官民之隔”到晚清也已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龔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寫的《尊隱篇》中，已提到中國文化重心由京師向山林的傾移；由於京師不能留有識之士，造成“豪傑益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的結果。這些都在19世紀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時，而文化重心的傾移正為外來文化的入據正統提供了條件。
中國士人在西潮**擊之下被迫做出反應的進程是近代幾個不可回避的重大主題之一，而中西之間的文化競爭又是中外矛盾的關鍵。西方在文化競爭方麵是有備而來，中方則是在競爭過程中才逐步認識到時人所稱的“學戰”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覺中被西方改變了思想方式。中國士人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文化立足點的失落造成中國人心態的劇變，從自認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認中國文化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更因多層次的心態緊張步入激進化的軌道。結果，近代中國可以說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個社會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稱作新的崇拜。本文即主要從思想演變層麵考察新的崇拜之形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