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約半個世紀之後（1903年），萬裏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自題小像》的詩中以一句“靈台無計逃神矢”沉痛地應和了馬恩的話。如王汎森先生所言，魯迅的詩“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之下的困境”。[1]
西潮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上遵循一種“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模式。[2]實際上，盡管西方自身在19世紀20世紀也充滿變化，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變化，但對西方來說，即使是與傳統決裂，仍可以是在傳統中變。而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在西潮衝擊下的近代中國卻已難以維持，因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著它變。在西人的引導之下，中國士人逐漸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並非隻是靠其工藝和科技，在此之後尚有更重要的製度和觀念。對中國而言，僅僅是要生存，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要保存中國的種姓和國粹，也不得不至少學習造成西方強大的那些秘訣。雖然各人的具體理解和表述並不一樣，“向西方學習”的確是清季以來中國士人的共識。一旦中國人接受這樣一種西方思維，其所尋求的改變就隻有遵循一個向西走的方向，也就隻能是在傳統之外變（change beyond tradition），甚或有意背離傳統而變（change against tradition）。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視作兩大文化體係的競爭的話，則中國一方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3]中國士人本來是以文野分華夷，自認居世界文化的中心，而視洋人為野而不文的“夷狄”，到後來則主動承認西方為文明而自認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從開始的降節學習“夷狄”之“長技”發展到傾慕“泰西”的學問、蜂擁出洋遊學。觀此可知中國文化在這場競爭中的失敗有多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