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對中國而言真可以說是多事之秋。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其中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至少實施千年以上的科舉製被廢除了。以前對科舉製尤其八股取士方式頗有微詞的嚴複在廢科舉的第二年說：“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1]
廢科舉的直接推動者張之洞、袁世凱等疆臣認為：中國在對外競爭中的失敗，是因其教育無當。若科舉不停，則學校不廣，故士心不堅，民智不開，難以進化日新。欲補救時艱，必先停科舉以推廣學校。可知科舉製至少在負麵已得到相當的重視，但他們似未看到其正在倡導一項可能是“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2]
的確，科舉製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麵功能的基本建製，上及官方之政教，下係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和維係作用。[3]這樣一種基本建製的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製度和更多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當時就有人指出：此舉“關係於社會者至深。社會行科舉之法千有餘年，其他之事，無不與科舉相連。今一日\[旦\]舉而廢之，則社會必有大不便之緣”。[4]這樣一種劃時代的體製變更，產生了涉及各層麵的廣泛社會後果。[5]本文僅就廢科舉對鄉村教育的影響，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城鄉疏離、鄉村中士紳成分的轉換等麵相進行一些簡略的探討，較多注重那些反映趨勢或傾向的現象。
[1] 嚴複：《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1906），見王栻主編：《嚴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一冊，166頁。此“大舉動”之說或借鑒梁啟超，梁氏稍早曾說：王安石當年“議建學校，變貢舉，罷詩賦，問大義，此三代以下一大舉動也”。參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科舉》（1896），《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2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