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袁世凱等疆臣其實也知道：“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盛。”他們不過以為，“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為了使士人不存“僥幸得第之心”，民間放棄“觀望”心態以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故不能不立停科舉。[1]
新學堂是否培養出“國家”所需的多士，確須從一二十年以上的長程進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論清廷本身的存廢。而民間是否能如其所願，因廢科舉而積極參與私立學堂的建設，也還可以推敲。當時即有很樂觀的預測，以為“科舉廢矣，學堂其必勃然興”。蓋上可“以用於科舉之費而用於學堂”，下則“以求於科舉之人才而求於學堂”，學堂之經費和學生都會“頓增無數”；更因此後“出身皆在學堂之內”，故辦學堂者和入學堂者皆“不患其不多”。[2]
預測者陳冷（字景韓）後來成為著名報人，那時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為其所想象的“用於科舉之費”實在是個很小的數目。中國傳統政治基本是一個不特別主張“作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為”方麵的要求不高，故產生與此配合的輕徭薄賦政策，不提倡政府與民爭利；而教育體製也與此行政、稅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全毋需高投入；不僅民間許多人家可以負擔，政府支出的份額亦甚少。候補內閣中書黃運藩在廢科舉後不久曾說：
科舉辦法，士子自少至壯，一切學費，皆量力自為，亦無一定成格……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十區；脩脯膏獎，率多地方自籌；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無勞歲歲經營。[3]
基本上，科舉體製下的讀書係統是以民間為主的，政府參與不多，支出亦少；而民間也正因耗費不多，才有“鄉間書塾，每省輒盈千萬”的可能。同時，這樣一種低成本的投入，卻可能在社會地位方麵獲取較高的回報。廢科舉當年，夏曾佑便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