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今中外的曆史看，不論在什麽意識形態指引之下，國家機器本有一種擴張的自主性，若不從觀念和製度上有所約束，其擴張往往直指民間。首當其衝的，正是今日所謂“社會”。杜亞泉在1911年初指出：“國運之進步，非政府強大之謂。不察此理，貿貿焉擴張政權，增加政費，國民之受幹涉也愈多，國民之增擔負也愈速。幹涉甚則礙社會之發展，擔負重則竭社會之活力。社會衰，而政府隨之。”[1]他以新的術語重申了民富國安的傳統思路，特別是指出了“國家”對“社會”的依賴，實深有所見。這樣的睿見，在當時或有些超前，此後也很少引起注意。
胡思敬在1910年便指責說，國家直接插手社會事務，嚴重損毀了社會的活力。在“新政未興之前，民間相率斂錢，以成義舉”。從孤寡廢疾到水旱盜賊，以至橋梁道路，舍藥施茶，“莫不有會”。教育有機構，訴訟也有相應的調節機製。“蓋不必張樹地方自治之幟，搖炫四方耳目，而各府州縣隱然具一自治之規。自新政大行，民氣日囂，漸藐官長，何論族鄰！公產盡為豪強吞並，一切義舉，剗破無遺。而地方自治之基壞矣！”[2]胡氏以不喜歡新政著稱，但其觀察並非無因而至。新型地方自治的倡行，卻毀壞了既存地方自治的基礎，真是一個吊詭意味（paradoxical）十足的結果。
新的“地方自治”乃是“籌備立憲”的要項，也正是在自治的推進中，時人感覺到了新體製的衝擊。當時度支部曾通飭各地，自治不得動用官款，否則與自治之義不符。孟森則以為，所謂官款，並非“官之自款”，而是取自民間，不說是“民款”，也應視為“國款”。乃“不曰國家之款，而曰官款”，正表現出“官之目無國家”。當時地方辦理的“自治”，如學校、警察、衛生、水利、交通，以及議事、行政、清查戶口、試行選舉等，若皆非國家之事，則國事何在？由於過去以官治國出了問題，人民“不忍國家之斷送於官，起而求治”，故自治亦治國。則“以國家之款，濟國家之治”，於義有何不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