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是前段時間經濟學界討論得較多的話，本有其特指，非我所欲置喙。不過，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此語恰表述出近代中國一個持續的傾向，即國家（state，下同）的責任和功能大幅度擴展，而以“道”為依據、以士紳為主導、以公產為基礎，由各種公共會社構成的民間公領域，則步步退縮，漸有隱去之憂。在此進程之中，過去一些基礎性的範疇，如“官”與“民”、“公”與“私”等，都因新型的“國”之介入，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轉變。這一傾向在近代興起的第一個**，大致就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進入民國後仍繼續發展。本文謹以一些有代表性的具體材料，[1]初步勾勒這一持續傾向在清季的興起和推進，側重“國進”衝擊下社會的巨變。更詳盡的論證和學理的反思，則當俟諸他文。
[1] 曆史寫作之目的不同，需要的材料也不一樣。有的史料告訴我們具體的史事，有的史料展現變化的趨勢。陸惟昭曾注意到，“通史所取材料，每與專史不一”。參見其《中等中國曆史教科書編輯商例》，載《史地學報》，1卷3期（1922年5月），30頁。把通史和專史的區分，落實到史料運用的層次，是非常高明的睿見。同理，通論性的論文，也當盡量多用足以展現變化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