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爾茲在1971年指出：“民族主義曾是曆史上某些最有創造性的轉變之驅動力量，在日後許多創造性轉變中它無疑會起到同樣的作用。”[1]這話原本是針對“二戰”後獨立的那些“新國家”而言，但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其發源地歐洲的複興說明，這一論斷的針對性顯然可以更廣泛，而其時效也更為長遠。很可能民族主義仍會是相當長的時段內國際社會和國際政治中一個頗為活躍的因素。遺憾的是，包含抗議與建設兩麵而以激烈反傳統和向往“超人超國”為特征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仍尚未得到比較深入和充分的研究。
當然，任何一種“主義”在曆史進程中的作用都受其所在的時空語境所限，故其對曆史現象的詮釋力同樣也是相對的和有限的。民族主義並不例外。北伐前後的國民黨與青年黨，一個講民族主義，一個講國家主義，雙方雖有些學理上的具體歧異，從其西文來源看實際上應是同一個主義。但它們在那時卻互為仇敵，都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這種吊詭的現象便非民族主義所能詮釋。
近代中國人對西來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反應還遠不止前麵所論，當時另外的中國士人在麵對“國於世界而有曆史”這一必須解答的時代問題時，已提出一種理想的解決方式，即前引《浙江潮》上那篇題為《民族主義論》的文章所提示的，一方麵能“與世界相競”，另一方麵又可保存並增強“祖宗社會之所遺”。那時也確有少數中國人已超越愛默森所描述的非此即彼的取向，而認識到“祖國主義”就是“根於既往之感情，發於將來之希望，而昭之於民族的自覺心”。[2]這樣根於舊而發於新，在學理上可能最為理想，但在清季民初西方已成中國權勢結構之既存組成部分的語境下，在實踐層麵是很難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