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意識與統一觀念的關係是曲折而複雜的，兩者常常相互衝突，有時也可相輔相成。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時，統一觀念多壓倒地方意識；而當外患不十分急迫時，地方意識的力量又是極大的。本不相容的兩種觀念有時無意中可能產生特殊的合力，北伐的成功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觀念，即愛國本由愛鄉發展而至。然近代來華的西人以及受西人影響的中國讀書人，又多以為中國人像一盤散沙、重視鄉土而缺乏全國性的民族自覺意識。其實他們基本是以西方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來反觀中國，因長期未能在中國找到“同類項”，便以為不存在。到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士人心目中確立之後，中國反西方或“排外”也逐漸采取西方的方式，結果立即被視為民族意識的“覺醒”。
其實若以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與1905年抵製美貨時的所謂“文明排外”為個案進行比較，兩次事件當事人所采取的手段雖迥異，其基本關懷和憂慮所在實大致相同（這個問題牽涉甚廣，此處不能展開論述）。後來中日“二十一條”談判時期的反日救亡運動，幾乎完全是采取集會、遊行、排貨等西方抗議方式，美國駐華記者克勞（Carl Crow）即認為這是中國第一次聯合一致的全國性運動，大大推進了中國過去缺乏的民族自覺意識。他預言：當中國以全民族的愛國主義（national patriotism）完全取代地方性的愛鄉主義（provincial patriotism）時，中國的許多問題都能解決；此次的反日運動已預示出這樣一種趨勢。[1]
但是，近代中國有一項特殊的國情，即大約在庚子義和團之役後，越來越多的士人感覺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圖存方麵不可依靠。這樣，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中很早就產生了通過地方自立這一看似“分裂性”的舉措來完成全國的救亡這樣一種曲折的思路。歐榘甲在20世紀初提出“新廣東”觀念說：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有誌之士知非圖自立，不足救亡國亡種之禍”。清政府既不可恃，則一個邏輯的思路就是“務合漢族以複漢土，務聯漢才以幹漢事”。有此基礎，“以救中國，則中國可興；以立廣東，則廣東可立。”[2]可知其最後的目標，仍然是通過“立廣東”來“救中國”。前引“新湖南”之說，也處於類似的自破自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