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說：“民族主義都是以抗議為開端的。”[1]他指的抗議，主要是講的因外侮而起的救國觀念及衛國運動（在近代中國的一段時間裏，也包括反抗異族統治）。同時，民族主義從來也還有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和建設民族國家（state-building）的一麵（北伐前對“統一”的訴求，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這被胡適視為民族主義更高的層次：“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麵：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麵的兩步。”[2]
民族主義建設一麵的根基是構建（包括重建）一個民族認同的文化基礎，而建設不能是無米之炊。清季民初的反傳統者和世界主義者大都深知中國傳統，故抗議之後尚有建設的基礎。就此意義而言，胡適那一代人或因曆史條件的限製未能走上他眼中民族主義最高階段的建設之路，但他當然希望中國人在第三步上著力。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抗議與建設兩麵，實相輔相成而不可分割。從五四學生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到北伐時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的傳承最能體現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抗議與建設並存的兩個麵相。
也許和近代中國的確是破壞多而建設少相關，中外既存關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率多注意其針對外侮的抗議一麵，而較少論及其建設的一麵，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就更少見。然而，若不將兩方麵結合起來考察，就難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強國”而激烈反傳統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義心態，[3]也不可能真正認識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政治中的作用，以下主要從政治方麵做些初步的探討。
約在20世紀60—80年代，西方的中國研究有一個傾向，即認為國民黨比北洋軍閥更具民族主義，而共產黨在這方麵又超過國民黨。這裏的一個關鍵，就是過去說到民族主義，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國觀念及衛國運動。在民國之前，若不計同盟會等反清的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的確是以對外抗議為主要表現形式的。[4]唯民族國家建構的含義是相當寬泛的，辛亥革命後中國處於實際分裂局麵後的那些年間，民族主義建構一麵的主要反映就是國家的統一。北洋後期出現的統一願望，曾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國民黨動員民眾以推進其國民革命。隻有將國民黨的反帝言行與其國內的革命活動結合起來考察，才不致誤讀其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