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超人超國學說”是近代中國讀書人的一個共相。清季以至民初中國讀書人雖因不斷的國恥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但最終還是暗存一種“道高於國”的觀念。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為保衛祖國而死，所謂“執幹戈以衛社稷”而死君事（《左傳》哀公十一年），是大得讚許的。而其高明處，則不僅僅是捍衛了國家利益，還有一個在此之上的“取義成仁”的個人道德完形。一般而言，各國民族主義者通常都強調民族至上；可是中國從維新黨人到新文化運動讀書人再到國民黨人，都向往一種在民族主義之上的“大同”境界，主張一個與傳統大同觀念相近的終極目標。
他們往往事急則訴諸民族主義，事態稍緩，便又徘徊於各種接近“大同”的主義之間。故近代中國士人在說民族主義時，未嚐須臾忘記在此之上的大同；但他們在說世界主義或類似“超人超國”主義時，其實也都在表達民族主義的關懷。這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眾不同的另一大特點，與近代中國的積弱有直接關聯：在思想已西化而社會還比較傳統的中國，作為一個弱國國民的中國讀書人，要麵對西強中弱的世界格局，其內心深處的緊張真有無數層次，而身份認同問題無疑是最要緊的。
近代中國士人一方麵有意識地要想疏離於“野蠻落後”的中國而認同於“優越的”西方，另一方麵又更願意認同於西方思想資源中文化認同最不明顯或最具超越性的那一部分。他們在不得不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對外來的各種思想觀念，有意無意間總是選擇最少民族認同的“主義”，如無政府主義、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等。這樣不但避免了對“衰弱中國”的認同，同時也不必認同於“強大的西方”。其實就是畢其功於一役，大家無認同，也就否定了西方自身的文化認同。這一選擇背後所隱伏的微妙的民族主義關懷和心態，很值得作進一步的考察分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