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胡適與英國人類學者塞利格曼（C. G. Seligman）夫婦談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差別。塞夫人提出，他們“與日本人談話，日本人總要誇張日本的好處，惟恐人說日本的壞處。中國學者便不然”。胡適以為，“日本有好處可誇，何必不誇？我們若有好處可誇，又何必自貶？日本人以稱道自己好處為愛國，我們以指摘自己不好之處為愛國，正各行其是也。”[1]最後一句是點睛之筆，從19世紀末以來，許多中國讀書人的確是有意“以指摘自己不好之處為愛國”。
中國在近代中外競爭中屢屢失敗，但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領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條約固然侵犯了部分主權，但基本的主權仍在中國人手中。這樣，西方雖力圖在中國取得全麵控製，卻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樣直接破除中國的本土文化，隻能采取間接的滲透方式。故中國士人對西方文化的仇視和抵製通常較殖民地人為輕，在麵對西方壓力時，有更大的回旋餘地，更多的選擇自由，更能去主動接受和采納外來的思想資源。且中國傳統本有“反求諸己”的取向，麵臨失敗的讀書人，很容易多向自己方麵尋找問題。
隨著探尋的深入，中國問題的根源也從物質到製度再到文化，日益向深層發展。到19世紀末，基本形成一種必須從整體轉變甚至摒棄傳統然後國家民族可以複興的傾向。從那時起，近代中國士人的一個共同心結即大家為了中國好，卻偏偏提倡西洋化；為了愛國救國，偏要激烈破壞中國傳統。在同一“愛國、救國”之目標下，有人固以為愛國即抱陳守缺，而像譚嗣同等另一些人卻以為非得“衝決一切網羅”不能畢其功，隻有以激烈破壞和個人主義的手段，才能挽狂瀾於既倒。結果出現破壞即救國，愛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則不能大立的吊詭現象。[2]這一傾向經新文化運動而更趨強化，直到“九·一八”後才因外患的日益深重而逐步減退，而其餘波迄今未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