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自述其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時說：他幼年讀《東華錄》，已憤恨“異種亂華”。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逐漸發達。但兩先生的話，卻沒有什麽學理。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1]此語可以幫助我們從思想史層麵認識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其發端固然來源於傳統的族類思想，但成為一種“主義”，卻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學理之後。由於彼時日本的民族主義學理基本也是舶來品，中國士人真正“收拾”的，不過就是西方的民族主義學理。
或者即因為此，今日學人講中國民族主義或民族認同，常慣於從近代才開始引入的西方觀念去倒推，有時不免似是而非。蓋昔日中國人的思想言說中既然不含此一類詞匯，則本不由此視角出發去觀察和思考問題，應無太大疑義。如果從近代才開始引入且仍在發展中的西方觀念去倒推，便難以對昔人產生“了解的同情”。故研討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須追溯其秉承的傳統思想淵源，一須檢討其收拾的西方學理，同時更必須將其置於當下的思想演變及相關社會變動的大語境中進行考察，才能有更親切的認識。
在考察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有關的傳統觀念時，仍當注意其發展演化的內在理路，特別是在近代西方觀念引入前夕士人對這些觀念的時代認知。隻有在搞清這一語境的基礎上，才能對時人怎樣收拾西方學理以整合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觀念具同情的理解，以獲得較接近原狀的認識。而且，這個收拾整合的過程本身至少與其結果同樣重要。傳統族類思想的一些（而非全部）層麵何以能複蘇、西方的一些（而非全部）學理何以會傳入以及二者怎樣融合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動態發展情形，都至關緊要。因此，最初的功夫恐怕還在於努力重建晚清人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本土思想資源及收拾整合西方學理的過程，在重建中去理解時人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