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銓在1924年提出，中國思想的西化始於清季，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和譚嗣同的《仁學》到後來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中國之近代社會思想幾於完全為中西文化接觸之產物”。這些思想“大多對於中國社會缺少深刻之觀察與精密之分析”，有明顯的西來特性。[1]十二年後，陳端誌注意到：“中國在這十餘年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所給予我們的各種思想和論戰，都逃不掉模仿的一個階段。他們都忘記了自家的立場，他們隻迷信著人家的方法，要想用同一的模型仿效成功。西方文化學者無論矣，就是提倡中國文化的東方文化學者，他們除了和羅素一樣地讚美東方文化外，始終還是沒有立下東方本位的文化，他們亦僅模仿而已。”[2]
他們所觀察到的清季特別是民初各種思想觀念的西來性質這一客觀事實看上去似乎帶有“民族虛無”意味，其實不過凸顯了受進化論武裝的近代中國士人普遍具有的“麵向未來”傾向。由於近代中國的新與舊本身已成價值判斷的基礎，故從傳統中生出的一派不可能成為主流，且守舊派確實既提不出什麽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對趨新派而言，既然傳統不能提供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思想武器，向西方取經即是自然的取向；而且他們無不希望借西方之藥以療中國之疾，故能描繪出充滿想象的美好前景，並進而可以提出無限多種可能解決現存問題的辦法來。[3]
但“老師侵略學生”這一事實又是每一個趨新中國士人所不能回避的現實，故民初中國思想界的狀況是一方麵尊西的風氣仍在成長，另一方麵反西的情緒也在發展。自西方文化優越地位在中國確立後，中國人反西方已越來越多地采用西方方式（如1905年的反美運動即首次以西方的“文明排外”方式進行，與數年之前的義和拳運動大相徑庭）。隨著“西方”的分裂，再加上中國讀書人潛意識中以夷製夷的願望仍在起作用，不同的西方“主義”遂在中國大起爭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