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晚清人對西方政治製度的認知不免帶有懸想的成分，到民國後中國人已有機會實施議會方式的民主製。對當時的多數人來說，民初的幾年實踐似乎已證明在中國實行議會製的條件尚不成熟，這是後來革命性的政治取向越來越流行的語境和思想基礎。社會主義（不止一種）和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複興，以及蘇俄式共產主義（各人各派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的引進，都是這個新趨向的邏輯發展。左派史家陳端誌描繪五四後的中國社會說：“這裏有禮教的複活，這裏有佛教的追求，這裏有德謨克拉西思想的憧憬，這裏有法西斯蒂理論的醞釀，更有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的流行。”[1]它們都或明示或暗含對議會製民主模式的否定，而其中“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的流行”一語尤說明當時最為廣泛接受的思想何在。
的確，那時不止是“先進”的共產黨人及其同盟者追隨社會主義，就是許多我們過去認為比較“落後”的人物其實也相當激進而且推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實已成為民初中國全社會的一種主流思潮，不過在我們的既存研究中隱而不顯而已。如果說各人各派所欣賞的社會主義尚因其版本不同而有相當大的甚至本質的區別，當時社會思潮的另一個突出傾向則具有更廣泛的共性，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貶斥。對於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廣泛深入程度，我們過去的認知同樣不足。[2]由於既存革命史研究成果已非常豐富，本文以下的舉證多側重於那些過去認知中不那麽“進步”的思想界人物（且相對側重知識精英），是一種角度不甚相同的考察。
梁漱溟已注意到伴隨中國學習榜樣的轉移而出現的思想轉變，他認為五四前後四十年間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實因“西洋近事”的轉變而“被動的截然有二期”，其區分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前以學西方較成功的日本為榜樣，“講富強、辦新政，以至於革命共和”，其目的都在建立一個“近代國家”，此時頗“豔稱人家的商戰為美事”。此後“因歐洲潮流丕變，俄國布爾塞維克之成功尤聳動一時”，國人多受新俄影響，“掉轉頭來又唱打倒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3]從讚美“商戰”到“打倒資本主義”，思想傾向的轉變是帶根本性的，但都在西方影響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