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國民族主義兼排滿與反帝兩麵，辛亥革命倒清之後，民族主義情緒隨之似有所緩減。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這樣的險惡要求，再次向中國人民提醒了帝國主義侵略威脅的存在，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衰而複盛，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中一個決定性的推動力量。五四學生運動實際也是這股風氣繼“二十一條”時的反日運動後的一次更大爆發。[1]
1915年的反日救亡運動有一個特點，即對“國恥”前所未有的強調，此次事件實為中國人心目中日本形象根本轉變的一個裏程碑。如果說以前中國人對日態度是好惡參半、憎恨中夾有羨慕的話，到“二十一條”之時，憎恨達到高峰而羨慕已降到最低點。在這次事件之後的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中，已基本沒有什麽公開的“親日”力量。雖然日本在中國軍界、政界、財界甚至文壇，都還有巨大的不容忽視的影響，在1915年後仍有一些政治人物還在繼續尋求並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這些人均試圖掩蓋甚而否認其與日本的關係，恰提示出日本在中國已無人緣，其影響力實際上已大大下降。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教育發展計劃的方向轉變。甲午以後，日本曾是中國變法維新的榜樣，中國士人競往日本求學。到1915年1月，教育總長湯化龍曾條呈“教育政策三十條”，即主張多選取青年子弟派往日本留學，其刷新中國教育的方向，仍擬師法日本。但是在“二十一條”事件後，湯化龍再擬定的《養成師範人材條陳》即已經改仿照德國製度。這個象征性的轉向表明，日本已不再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了。
就是有些日本人自己，也在檢討留日學生“多抱排日思想，對曾奉為師表者而首先反對之”的現象。先後留日的周樹人、周作人兄弟，1915年時在日本的李大釗、陳獨秀等，在五四期間都以反日著稱。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其思想中的救國方法不盡一致，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著眼於走日本式的道路。在大量留日學生變得排日的同時，許多留美學生在這前後陸續回國並且發揮了重要的影響。顧維鈞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適在學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一種在那時還是潛在的權勢轉移——美國在華影響的上升和日本在華影響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