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西方”，本是既可視為整體又可不視為整體的區域文化實體。可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士人多是把西方視為一個整體，那時所有西來的“主義”，基本上都被看作這個整體的一部分，而且都是這個特定的更新更美好的整體的一部分。[1]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西人自己打起來了，提供美好未來希望的藍本自身出現大問題。不少中國人這才發現“西方”在分裂、在破產，已不是一個整體；戰爭的殘酷使許多曾經趨新的中國人如嚴複、梁啟超等對西方有所失望，從清季開始輸入的西方新學（包括其所主張的體製）也稍失信用。[2]
梁啟超在“一戰”後對東西文化的反思已引起較多的注意，在引進西學方麵同樣甚有貢獻的嚴複在歐戰後也有類似的觀感。他晚年在何遂的觀歐戰紀念冊上題絕句五首，其一雲：“太息春秋無義戰，群雄何苦自相殘。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嚴自注說：“戰時公法，徒虛語耳。甲寅歐戰以來，利器極殺人之能事，皆所得於科學者也。孟子曰：‘率鳥獸以食人’，非是謂歟？”[3]他顯然像梁一樣看到科學在人的手中可能造成的破壞，且無意中帶點以“夷狄”視西方的意味。
“西方”在中國的分裂也有中國內在的因素，而且時間還稍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陳誌讓已注意到“國內立憲的中華民國的鬧劇和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都是西方給反對“新文化激進主義”者提供的彈藥。[4]晚清人心目中“西方”及其體製的美好，部分正建立在其虛懸的成分上。到民國後中國人已有機會實施議會方式的民主製，尊西的新派即麵臨一個當下的考驗。民初國會的無效率和腐化皆不讓晚清政治，民國政治反不如清成為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大量士人的共同陳述。結果，在中國人心目中“西方”不再是一個整體的“美好新世界”，而是良莠並存（當然對多數中國士人而言仍是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