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士人在思考和對待中國傳統時多試圖區分而處理之，即不同程度地承認中國傳統有不盡如人意的一麵，然多少還希望挖掘甚至重建出可以借鑒的正麵思想資源；而他們眼中的“西方”這一學習的榜樣，則愈來愈成為一個充滿虛懸想象的美好整體。那時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可以說是這一思路的典型表述。民初人正相反，其認知中“西方的分裂”是個非常明顯的現象（但分裂後不同的“西方”仍主要是學習的榜樣），[1]與此進程相對立，許多讀書人越來越將傳統視為“一家眷屬”，出現一種負麵意義為主的“中國整體化”趨勢。[2]
這當然不是否認清季士人的認知中已出現中西新舊的整體性對立，但從清季到民初確有一些微妙的演變：清季的國粹學派對今日所謂中國文化常有不同的稱謂，在涉及西學時便多稱“中學”，在單獨梳理自身源流時則多稱“國學”。而民初的新文化人在“西方分裂”的同時又創造性地發展出“世界”這一取代“西方”又往往等同於“西方”的新概念，[3]其時間意義常強於其空間意義，故與民初另一流行詞匯“現代”也多能替換使用（與此相類，“現代”對於民初人甚至一些今人都不僅具有時間意義，也包括空間意義，即指謂“西方”）。
民初士人更多從中國視角出發來看待和表述中西新舊的整體性對立。與譚嗣同將“周孔之法”與“暴秦弊法”區別對待不同，新文化人在攻擊傳統“專製”時喜歡將焚書坑儒與禮教名教並論，論及後者時又多援引清季人關於君主以利祿誘人之說；其實兩者在曆史上固代表兩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取向，在抽象的學理上也同樣對立，很難並而論之。過去對立的東西現在成為一體，其“共性”即在於它們都是既非“西方”又非“現代”的。故中國傳統的整體化不僅是負麵的，其“成立”也是反向的，即借助了“世界”這一兼具“西方”和“現代”的時空參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