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朝野曾有一場保國與保教之爭，然士人所說的“教”到底是中國傳統中“政教”相連的“教”還是西方意義的宗教？或兼而有之？這是爭論者一開始就未能陳述清楚的，後來的許多爭論其實也因概念的不清晰而起。可以肯定的是，“教”字的拈出本身即受西潮衝擊的影響，其在當時的概念也已部分西化。其實“政教”之“教”與今人所謂“文化”意思相通，正是近代中國士人最為關注的問題；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學、教、國粹、文明、文化、孔家店、傳統等在某種意義上都是近義詞甚至同義詞，表述方式雖不斷轉換，實際關懷和思路卻一以貫之，其中一個明顯的傾向是這些稱謂被提及皆日漸偏於負麵的含義。[1]
部分或因近代西方“國家“觀念的引入，清季士人非常重視學或教與國家的關係，那時不少人認為兩者是互補的，即鄧實所謂“國以有學而存，學以有國而昌”。[2]故學亡則國亡，國亡而學亦難保，保國與保教幾乎是一個錢幣的兩麵，缺一不可。康有為提倡保教最力，然其弟子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教”與“國”的不同在於“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者也，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故他主張以後“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3]這話說得十分有力。如果教需人保，則其價值何在？康有為提出保教，實已暗示他要保的教並無競爭力；而中國在近代國家實體競爭中的屢次失敗，似乎進一步證明此“教”既不能保人也不能保國。
前引陳訓慈所謂“因吾國現時之不競，忽忘其過去之事跡”的現象，頗適用於相當一部分人中國士人，他們正是以近代“國家”之“不競”而歸咎於整體的傳統文化不能救亡競存。梁啟超以後，從吳稚暉到新文化運動諸人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中國傳統的“教”已不適應新的時代，其既不能保人，也不能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