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種研究傾向或者也是西潮影響的產物。張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特性是斷裂的或突破性的，而中國（甚至更廣大的非西方世界）文明的發展特性是連續性。[1]他所討論的是長時段的文明發展，若依其觀念退而觀察相對短時段的現象，則近代中國的“西化”可以說相當徹底。以西方觀念為世界、人類之準則並努力同化於這些準則之下是相當多中國近代學人普遍持有的願望，並有著持續的努力。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不少士人試圖切斷曆史與“現在”的關聯。
對於曾經長期強調“夷夏之辨”的中國士人來說，主動同化於西方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徹底的激變。[2]且中國傳統素來比西方更注重史學，這也有其各自的文化淵源：章太炎指出，中國文化“不定一尊，故笑上帝”。[3]由於注重人間俗世，因而也就重視史學，故“孔子是史學的宗師，並不是什麽教主。史學講人話，教主講鬼話。鬼話是要人愚，人話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4]太炎所針對的，是康有為等試圖樹立“孔教”的嚐試和努力，而康氏此舉的思想資源，恰是西方的基督教。
在西方，恩格斯注意到，在基督教神學觀念影響下，史學曾長期不脫“天國史”的陰影，史事既成神的啟示，曆史本身自然失去意義。後之哲學家黑格爾已算很重視曆史，但在其眼中，“曆史不過是檢驗他的邏輯結構的工具”；甚至自然界也“隻是觀念的‘外化’，它在時間上不能發展，隻是在空間中展示自己的多樣性”。與此相類，18世紀的歐洲唯物主義也因“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個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曆史發展中的物質”，從而形成一種“非曆史的觀點”。所以恩格斯在1844年還強調要注重“人的啟示”，提出“把曆史的內容還給曆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