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一個突出的時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種時空因素的多歧互滲，魯迅曾形象地描述說：“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鬆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其中不少事物頗具二重性，如“既許信仰自由，卻又特別尊孔；既自命‘勝朝遺老’，卻又在民國拿錢；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複古：四麵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著過活。”[1]
魯迅說的是民國初年的情形，但也大致適用於清末；他對此現象特別不滿而亟思改變（詳後），其實恰道出多歧互滲這一相當接近社會原狀的時代“真相”。當時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西潮衝擊引發劇烈而頻繁的變動，與此相伴隨的另一明顯特點即傳統的中斷。其實那時也還有許多——或者是更多——不變的層麵，與此相類，傳統的中斷也並非全斷，其間多有或隱或顯的傳承。可以說，斷裂與延續的交織鮮明地體現了近代中國多歧互滲的特性。
變動和中斷的一麵或許更能體現中國近代史發展演化的特色（蓋更能凸顯與所謂“前近代”的不同），但其與不變和傳承的一麵又相互緊密關聯，兩者並行而共存是更通常的狀態。隻有較全麵深入地認識變與不變和斷裂與傳承的兩麵之後，才能更充分地認識近代中國那飽含斷裂的延續。也許因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譏刺中國曆史幾千年恒久不變，或者由於清季以還中國人日益喜變求變（“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幾乎成為晚清人的口頭禪，最足表明時人所受刺激及其關注之所在），我們的史學研究也一向是多見斷裂和變動的一麵，而較忽視曆史的延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