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想型的中國傳統，皇帝努力的方向是無為而無不為，士人則當致力於無用之用的大用。近代與古代的一大不同，是以前士人追求無用之用，而看不起所謂“文人”；當無用之用失去正當性後，前此的士人之所為，後來卻成了“文人”的象征。王照在1900年說，中國“專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占畢十年或數十年，問其所學何事，曰學文章耳。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這些“文人”隻會“舞文弄墨，襲空論以飾高名”；其“心目中不見細民”，所學皆非於個人生活、社會、國家和世界“必不可少之知識”，當然也不能靠這些人使國家富強。[1]被鄙夷者成為鄙夷者自身的形象，其間的吊詭（paradoxical）意味，的確深長。
而一些近代讀書人自身將這一“文人”形象標舉出來，有意無意之間卻想要借以整體否定讀書人。在清代漢學家眼中，“一為文人，便無足觀”。身與革命的瞿秋白在民國時呼應說：“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用的人物。”他所謂“文人”，乃是“讀書的高等遊民”，即“書生”的同義詞。這些人“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故其“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甚至連學問也沒有：“他自以為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係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2]
總之，“‘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知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麽”。從相對長程的眼光看，這豈不正是一個追求“無用之用”的典型形象！然而從晚清開始，一切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一旦退虜、送窮等具體的“用”成為正麵的甚至唯一的國家目標，以及檢驗“道”或後來所謂“學術思想”的標準，原來正麵追求的“無為”，就變成了“無用”；不為“知識”而讀書的學習，就成為馮友蘭所說的“紙片上之學問”；為此進行的所有努力，都隻能“壯紙片上之觀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