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去經典化”的推行，從19世紀末年開始，可見一個日益加劇的讀書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進程，造成了讀書人形象的負麵轉化。[1]梁啟超在清季就曾指責中國“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在民為蠹，在國為虱”。[2]另一讀書人林白水也代國民立言說，“我們中國最不中用的是讀書人”、“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麽可望了”。[3]不久梁啟超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對方（革命黨人和維新黨人）不道德。[4]以梁、章二位在當時的影響力，這樣的攻擊性論爭對讀書人的形象具有相當的破壞性：假若雙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據，則其在“道德”方麵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體形象，自然也就更成問題了。
近代中國受到列強全方位的入侵，已麵臨著顧炎武所說的“亡天下”的危險，因而已到“匹夫有責”的階段。甲午後日益響亮的口號是“開民智”，但庚子後政府已被認為不能救亡，如果讀書人也“不中用”，那這個任務由誰來承擔？梁啟超當年已感不能自圓其說，遂提出“新民雲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5]用今日的話說，人民可以也隻能自己在遊泳中學習遊泳。章太炎大致分享著類似的思路，不過轉而寄希望於“革命”，提出前引“以革命開民智”的主張。
然而，人民能否在遊泳中學會遊泳，以及革命是否如章太炎想象的那樣是補瀉兼備之良藥，在當時仍是充滿想象的未知因素。梁啟超自己對“民”和“士”的態度很快有所調整。他在寫《新民說》之前曾向往一種兩全的境界，即以“多數之國民”的主動來“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為助動者”，以獲取“一國之進步”。[6]到1907年，他已將中國興亡的希望寄托於“中流社會之責任心”。因為“中流社會，為一國之中堅；國家之大業，恒借其手以成”。若“一國中有普通知識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會，能以改良一國政治為己任”，則國家前途便有希望。[7]